重視開放科學體系轉型中的潛在矛盾

早在2002年，《布達佩斯開放獲取倡議》就將科研公平性這一維度納入。但一直以來，它都是開放科學體系中最難把握的因素。會議中，奧地利格拉茨科技大學教授托尼·羅斯指出，“開放科學”是一系列原則、實踐和長期目標的總稱。與此同時，轉型過程將導致大量不平等現象發生，如結構性不平等，即不發達地區的聲音少；學術研究不平等，即青年科研人員的聲音少。對此，學術研究資助機構與學術執行機構有責任及義務創建良好的研究體系，相關公共部門也有責任確保該體系在歐洲乃至全球范圍內的開放、公平和公正。

此外，盡管歐洲乃至全球在實施開放科學轉型上早已達成共識，各層級政策制定者也積極出臺一系列相關政策和具體實踐，如研究評估改革、創建歐洲開放科學云（EOSC）和啟動“開放研究歐洲”項目等。但轉型效果仍然不盡如人意，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科研人員的個人發展、所屬機構、研究學科及國家背景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他們對開放科學的理解不同，進而影響開放科學體系轉型的最終效果。

2020—2021年，歐洲36所大學收集的關于開放科學的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開放科學遠未成為新常態。原因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開放科學缺乏相應激勵機制。通常，青年科研人員研究活動主要受到期刊發表及影響因子評估的單一驅動，從而忽視將開放科學融入其學術工作之中。同時，相關學術機構也陷入如何將開放科學全過程整合至現有學術評價體系的困境中，特別是需要考慮科研人員是否具有開放科學所必要的技能和訓練，以及訪問開放科學基礎設施可及性方面的差異。二是青年科研人員面臨除學術評價外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卡迪夫大學腦研究成像中心教授艾倫指出，除了缺乏激勵機制之外，青年科研人員還面臨不同學科實踐差異、獲取技能成本增加、開放研究時間增加等阻礙，導致開放科學轉型過程面臨巨大挑戰。

由此可見，政策的出臺雖然勢頭強勁，但開放科學體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不平等和多樣性問題亟待解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要將轉型視為共同的目標和責任，不斷推進政策制定者、學術研究界和社會公眾之間的開放包容對話。

重視研究過程及其成果的開放獲取

學術研究過程及成果開放獲取對于開放科學成功轉型至關重要，但當前仍然需要重視以下五方面問題。

第一，重視學術軟件的法律政策體系建設。界定清晰的法律政策條款不僅能為學術軟件的知識產權提供保護，也能為學術軟件的開放獲取提供法律依據，避免權責不清等問題。

第二，重視學術書籍（長篇學術出版物）的開放獲取，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類。當前，市場對該類書籍需求巨大，增加開放獲取一方面有利于塑造和引領市場，另一方面也能保證學術多樣性，提高學術書籍服務于特定專業和學科的精準度。

第三，呼吁作品公開使用的同時，也要給予作者保留版權的權利。在開放科學體系下，作者公開其學術成果是歐洲乃至全球學術界共同努力的目標，但同時也需尊重并允許作者保留版權以及其他必要權利，有序推進開放科學體系轉型發展。

第四，重視研究不同學術出版商業模式差異，引導商業投資行為更加理性。當前，學術出版商業模式主要分為營利性（收取文章處理費）和非營利性（資助平臺）兩類，不同模式在滿足不同研究人員需求和吸引投資方面差異巨大。學術出版界需要重點研究不同模式的價格體系，更好地引導相關主體進行理性投資，以此促進開放科學體系基礎設施建設。

第五，重視向開放研究方法轉型的政策實施。傳統的研究方法重在研究結果和產出，而開放研究方法則體現出不同特點。它要求研究協議、設計、工作流程全面公開和透明，且研究方法可重復，以此不斷提高開放研究質量。顯然，在轉型過程中，相關政府部門需要充分考慮不同研究方法之間的差異，重視從傳統研究方法向開放研究方法轉變過程中的政策制定精準性，進而有效促進研究方法的公開。

重視開放基礎設施建設和服務

在整個研究周期中，研究人員是否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也是影響開放科學體系轉型的關鍵因素之一。當前，歐洲各國相關機構和職能部門雖在配套設施方面出臺了大量政策和措施，但在學術設施覆蓋范圍、合作與協調方面仍然面臨巨大挑戰。其中，圖書館建設及覆蓋仍有較大進步空間。對于轉型而言，圖書館扮演著至關重要的多重角色，如咨詢顧問、服務提供者和出版資助者等。同時，它也為開放科學轉型戰略政策和具體實踐之間架起橋梁，彌合信息差。更為重要的是，它在為研究人員提供指導的同時，也間接引導學術機構加入轉型過程，為最終達成轉型目標發揮重要作用。因此，不斷加大開放科學體系相關基礎設施和服務投資，發揮圖書館等重要學術設施樞紐作用，提高學術基礎設施覆蓋率和使用率，以進一步促進開放科學的國際研究合作。

（作者：梁驍，系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研究員）